【资料图】
黄裳信中所说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又同游扬州、常州、无锡；访香港亦同游。这时的汪曾祺已写出《受戒》《大淖记事》等小说，在文坛大红大紫，汪先生已经从“壳里”解放出来，心情大为舒畅。可以说，汪曾祺的天性得到伸张，他本来也就是这个样子——倜傥潇洒。黄裳与汪曾祺相识是在巴金家里，这时他似乎已到致远中学教书。1946年7月汪曾祺自昆明经越南、香港来到上海，已十分的潦倒贫困。在香港，为等船期，滞留了几天，这时他已近身无分文了。他寂寞得“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”(《芋头》)，整天无所事事，在走廊上看水手、小商人、厨师打麻将。心情很不好，因为到上海，想谋一个职业，可是没有一点着落。他在自己所住的一家下等公寓的一片煤堆里，发现长出一棵碧绿肥厚的芋头，而“获得一点生活的勇气”，可见得他在羁旅之中寂寞的模样。到上海，汪曾祺寄住在同学朱德熙母亲家里。老家高邮，正在战火之中，有家不能回。他本想在上海，找一个能栖身的职业，可是一连几次碰了钉子。在情绪最坏时，甚至想到自杀。他把在上海的遭遇写信告诉沈从文，没想被沈从文大骂了一顿：“为了一时困难，就这样哭哭啼啼的，甚至想到要自杀，真是没出息！你手里有一支笔，怕什么！”沈先生又让夫人张兆和从苏州写一封长信安慰汪曾祺，同时写信给李健吾，请他多多关照自己的这个学生。李健吾对汪曾祺是有印象的。因为在昆明，沈先生就多次向他推荐过汪曾祺的小说。汪曾祺早期作品《小学校的钟声》、《复仇》都是发表在他和郑振铎主办的《文艺复兴》杂志上。汪曾祺找到李健吾，李健吾只好将他介绍到自己学生所办的一间私立中学——上海致远中学教书。这时正是1946年的9月。巴金的夫人萧珊毕业于西南联大，巴金又是沈从文的好朋友，于是汪曾祺在巴金家与黄裳相识了。同时相识的还有黄永玉。黄裳信中所言“1947——1948年沪上相逢，过从甚密”，这从《故人书简·记汪曾祺》亦可得到印证:“认识曾祺，大约是在1947至1948年顷，在巴金家里。那里经常有萧珊西南联大的同学出入，这样就认识了，很快成了熟人。常在一起到小酒店去喝酒，到DDS去吃咖啡，海阔天空地神聊。一起玩的还有黄永玉。”黄永玉在《黄裳浅识》一文中说，他曾“见过汪曾祺的父亲，金丝边眼镜笑眯眯的中年人”，想必也是在上海的那个时期。那时黄永玉在闵行县立中学教书，每到星期六，“便搭公共汽车进城到致远中学找曾祺，再一起到中兴轮船公司找黄裳”，于是“星期六整个下午到晚上九、十点钟，星期天的一整天”都混在一起。黄永玉笑谈：“那一年多时间，黄裳的日子就是这样让我们两个糟蹋掉了，还有那活生生的钱！”几十年后黄永玉回忆起来“几乎如老酒一般，那段日子真是越沉越香”。关于上海的那段日子，汪曾祺没有专门著文去说，只都是零零散散的散落在小说散文中，小说《星期天》专门写了在致远中学的生活，在《读廉价书》一文中，汪曾祺写道:“在上海，我短不了逛逛书店，有时是陪黄裳去，有时我自己去。”在《寻常茶话》中写到上海：“1946年冬，开明书店在绿杨村请客，饭后，我们到巴金先生家喝功夫茶。”这里的“我们”，定会是黄裳和黄永玉等。黄裳在信中说，“曾祺"文革中上天安门，时我在干校，因此得批斗之遭亦可记”，这已经是1957年“反右”之后的事了。黄裳在《故人书简·记汪曾祺》中亦曾提及:“后来曾祺上天安门，那时我在干校里，却为此而挨了一顿批斗，警告不许翘尾巴。”现在读之不仅让人失笑，笑是觉得荒唐。可那时的黄裳，是无论如何也笑不出来的。黄裳信中所说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又同游扬州、常州、无锡；访香港亦同游。这时的汪曾祺已写出《受戒》《大淖记事》等小说，在文坛大红大紫，汪先生已经从“壳里”解放出来，心情大为舒畅。可以说，汪曾祺的天性得到伸张，他本来也就是这个样子——倜傥潇洒。应该说，比在上海的时期还要更好。大约可以和他刚到昆明的初期相仿耳！所以黄裳说“但觉其喜作报告，我则视若畏途”。黄裳天性中是寡言的，正如黄永玉所说：“大庭广众下是个打坐的老僧！”黄裳在信的最后说道，近闻汪曾祺频有新书出现，因我不上书店，俱无所见。于是我立即到书店，购了一套山东画报社出的《人间草木——汪曾祺谈草木鱼虫散文41篇》《汪曾祺文与画》《汪曾祺说戏》《五味——汪曾祺谈吃散文32篇》《汪曾祺谈师友》和《你好，汪曾祺》给他寄去。不久我便收到黄裳的回信：苏北先生：一下子收到好多本书，颇出意外。山东画报把曾祺细切零卖了，好在曾祺厚实，可以分排骨、后腿……零卖，而且“作料”加得不错，如《人间草木》。应该称赞是做了一件好事，我有曾祺的全集，但少翻动，不如这些“零售”本，方便且有趣。大作拜读，所着重指出处也看了。我没有什么别的意思，只是多年不见，怀念在上海的那些日子，曾祺在北京的朋友，我都不熟，想来他们之间，必无当年沪上三人同游飞扬跋扈之情，对他后来的发展，必有所碍。又曾见山东画报辑曾祺说戏一书，未收我与他有关王昭君辩难之文，可惜。纸短，匆匆道谢，即请撰安！黄裳2007.9.10是的，汪曾祺当然“厚实”，黄裳同时也是十分欣赏汪曾祺的为人和为文。他在《故人书简·记汪曾祺》中说：“他总是对那些生活琐事有浓厚兴趣，吃的、看的、玩的，巨细靡遗，都不放过。他的小说为什么使人想起《清明上河图》，道理就在此。”（选自《文学报》2009年4月2日版）
关键词：
